賣多士的士多

現在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有什麼問題？不如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親自解釋。他10年前撰文，不僅批評政府的高地價政策，更痛批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限制了政府無法對社會民生作出長遠規劃和投放，政府將地價「統統列入非經營帳，以致這筆收入完全不能挹注經營開支，大大限制了香港在貧窮、教育、衛生、社福方面的開支能力」。陳茂波10年前仍義正詞嚴地批評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制度問題（當然那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但他搖身一變，由立法會議員變為財政司長後，卻沒有試圖改革制度的這部分問題。不過，明明前財政司彭勵治1982年設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時，原意只是公共工程項目管理的財政伎倆，妥善管理基建工程，盡力減低不確定因素對公共工程影響，同時，需要更好地對整個公共財政系統及社會民生作長遠規劃，不能因基建而犧牲其他社會需要，為什麼今日基金的效果似乎與原意背道而馳？基金的運作是什麼時候出現變化呢？

天水圍的規劃發展史有很多看似難以理解的波折，故一直流傳很多說法。有人稱之為悲情城市，指控官商合謀、規劃不周。筆者發現，天水圍之複雜遠超於此。

自80年代起，香港的公共財政體制有一個獨特的設計，名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現時按香港法例第2A章運作，規定所有地價收入要撥進基金，用於收購土地和建設公共工程及基建。然而，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不能用於興建公屋，因那是屬於房委會承擔的開支；但其實連興建安老設施、竹篙灣檢疫中心的成本都是來自獎券基金，而非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近年不少涉及土地不公義的討論視這基金為造就大白象工程的機制，本土研究社曾稱其為以賣地養基建的「資本旋轉門」，造成今日香港被基建圍城的景象。雖然在早幾年土地大辯論期間，有前高官解釋此基金的運作，試圖為高地價政策開脫，但他們都無法解釋基金的由來。儘管他們或不願揭穿真相，不過更有可能是連他們也不知道基金設立的來龍去脈。關於香港公共財政的研究雖多，但都未曾解釋過這樣的公共財政機制是在何種脈絡下制定。表面上，此基金是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遺留的產物，但其他英國管治過的殖民地都不曾存在這樣將土地收入和基建開支掛鈎的規定，令人猜想這條法律到底從何而來？

當權掌政者繼續唯我獨尊，與香港大多數市民對抗，哪怕惹來濫捕的質疑，也以為放任警隊所謂的執法，將眼所能見的市民全數拉盡之後，便能達至他們心目中的法治。去年6 月至1 月中，與政治抗爭有關的被捕人士已逾7000 人，當中近400 人因證據不足以起訴而獲釋；逾千名受檢控人士中，大部分因控方申請押後聆訊正保釋候審，亦有為數不少保釋候審的被告，再提訊後因證據不足而已獲撤控。餘下的被捕人士則仍等待執法部門的調查結果。
執法、檢控部門以蒐證為名拖延檢控及審訊，其間要求被捕者、被告者遵守若干保釋條件，限制其人身自由，對這些清白之身是不公的懲罰。

上一篇文章我們試圖討論當前是否市場主導城市發展、房屋問題是否僅是基層問題的迷思。我們指出政府一直主導城市發展，讓發展商從中獲益，而房屋問題更擴散成為社會各階層都面對的城市問題。為阻止城市繼續下流，我們需要突破以下3點謬誤。

為期5個月的土地大辯論將在月底告終。過去一段時間我們聽到社會上不同觀點和意見，也參與過公開論壇和閉門會議。我們留意到社會對土地大辯論存在一些值得仔細探討的觀點，希望能藉此文與各位讀者討論。

隨着諮詢文件在上周四公開派發，政府悉心安排的土地大辯論便正式展開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擬備的諮詢文件試圖從市民日常生活出發，以「貴、細、擠」來說明市民的「居住苦况」，再隨即將之歸咎於土地供應嚴重短缺。專責小組甚至認為當初說的1200公頃覓地目標也不足以滿足土地需求，故香港需要開發更多土地、建立土地儲備、增加發展密度等。

安徒上月18 日從階級出發反思立法會補選結果，認為基層對民主派的支持已經大幅削弱： 「中產－基層」在主權交接前形成的跨階級聯盟向來是民主運動的基礎，但近年隨中產與基層產生矛盾而裂解，前者故步自封，面對階級差異時強調中產定位，後者則易被蛇齋餅糉收編。

歷經數年，政府日前終於公布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的檢討結果。政府在記者會開始時形容社會有不同聲音：一方面引述部分支持政策的意見，強調這些場地有不同程度社會貢獻，又有悠長歷史，故有必要保留場地；另一方面稱公眾質疑政府收取象徵式地價是「慷慨」之舉，又稱公眾批評這些場地對外開放時數偏低。理所當然地，政策修訂就是收取高一點的地價，及擴闊一下設施使用權。

不管是建制外的智庫與論者，抑或建制內的官員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近日都頻頻開腔，以不同方式游說市民：香港一定要填海。

與民間土地資源小組、本土研究社及香港批判地理學會合作。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下周六（1月27日）再開會，估計將論及私人遊樂場地能否作為土地選項之一。雖然近年輿論屢次質疑，獲優惠批地的私人體育會用地只有少數人可享用，符合公眾利益與否成疑，並建議即使不一定全數用來建屋，也可以考慮應否把這些用地發展成公共休憩及體育用地，不過政府卻多次迴避檢討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2013年審計報告建議政府盡快檢討此政策，政府也承諾多個部門會協助民政事務局檢討政策；時任發展局長陳茂波面對新界東北發展爭議，亦聲言將檢討佔地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的土地用途。不過4年過後，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上月表示由於政策比較複雜，故有關檢討仍在進行。其間政府卻無聲無息地與部分會所續約，例如在2015年與佔地130公頃的清水灣鄉村俱樂部續約至2027年。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進行過6次會議，至今討論了12個土地供應選項中的10個。正如所料，小組與政府口徑一致，除了填海和開發郊野公園之外，也傾向以所謂公私營合作模式來開發發展商的「囤地」，將「二度剝削」過程常態化（註1），更試圖推卸提供公營房屋的部分責任予發展商。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新作An Inconvenient Sequel: Truth to Power 剛於香港上映，在當前令人沮喪的全球政經格局中，堅持道出人們不願面對的氣候變化真相，將矛頭直指操弄權力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早前在政府換屆之際，撰文論及香港城市的下流（見2017 年7 月2 日明報星期日生活），分析過去數年香港的荒謬現象從何而來。我們當時強調構想另類方案的重要性，若我們不去質問現象，在不公義的土地發展體制中故步自封，下流只會不斷延續，盼望社會能正視城市問題，為未來締造希望的空間。

香港迷戀效率和效益。

社會與空間的關係從來都是辯證的，空間既是社會的反映，也為其運作提供不可或缺的場景。一個怎樣的社會，就製造一個怎樣的空間，反之亦然。因此，認識空間問題以及構思其改造的可能性，有助我們建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早前審計署報告批評政府對多幅批予慈善團體的優惠土地缺乏監管，涉嫌違反土契的酒店及餐廳等牟利設施營運多年。報告一出即烽煙四起。地政總署到立法會的回應，口徑竟與數年前說法一致，仍表示部分個案因地契未有清楚界定「hostel」（旅舍）及「hotel」（酒店）而沒違契。

完稿於2014年7月17日下午2時39分 政府在今早七時突然發出新聞稿，指出為了「加強政府總部大樓抵禦潛在保安威脅的整體能力」，決定於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建起圍欄。東翼前地亦是被公眾稱為「公民廣場」的空間。本來「門常開」的政府總部，現在忽然變成「閘常關」。建造保安欄柵的做法，在舊政府總部早已出現。回歸後，政府以保安為由，在當時作為政府總部的中區政府合署外築起高鐵欄，並派保安員駐守。加建圍欄及閘門等這些在「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上的改變，反映着空間背後的政治權力與人民自由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