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多士的士多

現在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有什麼問題？不如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親自解釋。他10年前撰文，不僅批評政府的高地價政策，更痛批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限制了政府無法對社會民生作出長遠規劃和投放，政府將地價「統統列入非經營帳，以致這筆收入完全不能挹注經營開支，大大限制了香港在貧窮、教育、衛生、社福方面的開支能力」。陳茂波10年前仍義正詞嚴地批評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制度問題（當然那只是問題的一部分），但他搖身一變，由立法會議員變為財政司長後，卻沒有試圖改革制度的這部分問題。不過，明明前財政司彭勵治1982年設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時，原意只是公共工程項目管理的財政伎倆，妥善管理基建工程，盡力減低不確定因素對公共工程影響，同時，需要更好地對整個公共財政系統及社會民生作長遠規劃，不能因基建而犧牲其他社會需要，為什麼今日基金的效果似乎與原意背道而馳？基金的運作是什麼時候出現變化呢？

天水圍的規劃發展史有很多看似難以理解的波折，故一直流傳很多說法。有人稱之為悲情城市，指控官商合謀、規劃不周。筆者發現，天水圍之複雜遠超於此。

自80年代起，香港的公共財政體制有一個獨特的設計，名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現時按香港法例第2A章運作，規定所有地價收入要撥進基金，用於收購土地和建設公共工程及基建。然而，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不能用於興建公屋，因那是屬於房委會承擔的開支；但其實連興建安老設施、竹篙灣檢疫中心的成本都是來自獎券基金，而非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近年不少涉及土地不公義的討論視這基金為造就大白象工程的機制，本土研究社曾稱其為以賣地養基建的「資本旋轉門」，造成今日香港被基建圍城的景象。雖然在早幾年土地大辯論期間，有前高官解釋此基金的運作，試圖為高地價政策開脫，但他們都無法解釋基金的由來。儘管他們或不願揭穿真相，不過更有可能是連他們也不知道基金設立的來龍去脈。關於香港公共財政的研究雖多，但都未曾解釋過這樣的公共財政機制是在何種脈絡下制定。表面上，此基金是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遺留的產物，但其他英國管治過的殖民地都不曾存在這樣將土地收入和基建開支掛鈎的規定，令人猜想這條法律到底從何而來？

當權掌政者繼續唯我獨尊，與香港大多數市民對抗，哪怕惹來濫捕的質疑，也以為放任警隊所謂的執法，將眼所能見的市民全數拉盡之後，便能達至他們心目中的法治。去年6 月至1 月中，與政治抗爭有關的被捕人士已逾7000 人，當中近400 人因證據不足以起訴而獲釋；逾千名受檢控人士中，大部分因控方申請押後聆訊正保釋候審，亦有為數不少保釋候審的被告，再提訊後因證據不足而已獲撤控。餘下的被捕人士則仍等待執法部門的調查結果。
執法、檢控部門以蒐證為名拖延檢控及審訊，其間要求被捕者、被告者遵守若干保釋條件，限制其人身自由，對這些清白之身是不公的懲罰。

安徒上月18 日從階級出發反思立法會補選結果，認為基層對民主派的支持已經大幅削弱： 「中產－基層」在主權交接前形成的跨階級聯盟向來是民主運動的基礎，但近年隨中產與基層產生矛盾而裂解，前者故步自封，面對階級差異時強調中產定位，後者則易被蛇齋餅糉收編。

不管是建制外的智庫與論者，抑或建制內的官員與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近日都頻頻開腔，以不同方式游說市民：香港一定要填海。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新作An Inconvenient Sequel: Truth to Power 剛於香港上映，在當前令人沮喪的全球政經格局中，堅持道出人們不願面對的氣候變化真相，將矛頭直指操弄權力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早前在政府換屆之際，撰文論及香港城市的下流（見2017 年7 月2 日明報星期日生活），分析過去數年香港的荒謬現象從何而來。我們當時強調構想另類方案的重要性，若我們不去質問現象，在不公義的土地發展體制中故步自封，下流只會不斷延續，盼望社會能正視城市問題，為未來締造希望的空間。

社會與空間的關係從來都是辯證的，空間既是社會的反映，也為其運作提供不可或缺的場景。一個怎樣的社會，就製造一個怎樣的空間，反之亦然。因此，認識空間問題以及構思其改造的可能性，有助我們建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