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浸大教務議會的成員，我在星期六（1月20日）就語文中心一事去信校長，建議大學按程序展開調查並按結果考慮紀律處分（按現行程序，紀律調查及處分決定由教員及學生代表共同參與），其後在星期日收到校長附上其公開信的回覆。在今日的社會環境而言，指責學生的問題彷彿成為權貴的專利：學生爭公義，你指責學生，你一定係政權打手！
背景：時值浸大校方正與學生共同檢討備受爭議的普通話畢業要求，期間在2018年1月有知情甚至參與其中的學生卻突然發起佔領大學語文中心事件；後來涉事學生稱收到恐嚇訊息。這關於教與學政策的事件複雜、發起人動機存疑，本人當時是教務議會成員，有責任跟進大學學術相關事務，在1月20日及1月23日兩次去信大學校長，分別要求就事件展開紀律聆訊，以及因應有大學社群成員報稱被恐嚇，要求校方盡力保護學生和大學社群的安全。本文為本人首次去信後所作之公開解釋。
個人而言，我絕對不認為問題的焦點是講粗口與否，這是失焦（偏偏批鬥者站在道德高地，要對粗口作出批鬥好容易：「總之你講粗口就係你錯」，而涉事學生不知為何一味為粗口辯護，又對一連串的所謂抗爭毫無反思，繼續將校園比擬為社會）。我認為問題在於大學教育的本質：大學生對於接受教育的態度、對大學的尊重。
近來，不論是本地社會或者全球社會，都是立場先行、情感主導。有如許寶強引述批判文化研究學者Lawrence Grossberg所言：「愈來愈視任何事情都同等重要（或同等不重要）的犬儒態度；個人的決定或立場取向，不再建基於客觀的分析判斷，只純粹依據情感投注的強度作出抉擇」。當日做傳媒，老細問我一句：「你係黃定藍呀？」當時我沒有回答這條問題，因為我覺得這問題好奇怪，為何一個人的政治思考需要受制於立場？
政治，不用多說，是必然存在、必須正視的。但是，政治不是如此狹義，如此非黑即白、壁壘鮮明。正如Grossberg的觀察，近年的趨勢是人們的焦慮，使他們很容易視所有事情都處於危機狀態，並以行為作出猛烈的回彈，失去冷靜思考分析的能力。哪怕是多微弱的火種，只要有一兩個KOL煽風點火，好容易將所有事混為一談，將風波過度演繹，例如將校園發生的事比擬為社會發生的事，將學籍比擬為國籍，將多次退讓的校方比擬為無視人民的權貴：如此演繹會得出二元對立的結論，學生必然是雞蛋，校方必然是高牆；當村上春樹的演辭被斷章取義及任意挪用到文學以外的語境後，雞蛋必然是對的，至於高牆，解釋即是掩飾，是萬惡之源。
浸大這一兩年面對學生訴求，在教與學政策方面已處處退讓，甚至去到難以置信的地步：修例讓學生可自行決定上課與否，教師不可以點名來決定考試資格；動議容許同學重修不及格科目時，只計算最高成績；順應學生不滿，簡化通識課程，連畢業論文都可以用作豁免部分通識學分，惟學生依然不滿。普通話畢業要求亦然，校方何時有如官商權貴對待人民般關上對話之門？校方高層每次與擺出姿態的學生見面，神情都在害怕不合老闆心意一樣：這是教育的扭曲。
舞台劇《教授》中有一句受周保松啟發的對白，「教育本身就係一場最大嘅革命、最大嘅社會運動，教育係一種empowerment」，編劇莊梅岩說一所大學應具備三個元素：知識、自由、愛。我認同大學生要有理想。然而，大學生最重要的始終是接受教育，在大學的安排之下學習知識，辨別是非，恰當地追尋真理與公義。讓學生參與大學管治，是栽培同學的領導才能，是教育的一部分。這絕不代表讓學生話哂事，更不可能容忍學生非理性地將一切訴諸情感的行為，這有違教育原則。大學校方需要正視的問題是，校方有沒有好好實踐教育，有沒有過份縱容學生？這是我建議校方嚴正處理事件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