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多士的士多

« toastore »

深水埗就是深水埗,不是布魯克林

Maurice Yip 葉鈞頌

原刊於2020年8月12日明報世紀版,士紳化系列之第四篇和最後一篇文章

初次讀到「Sham Shui Po is the new Brooklyn」時,我本來以為這句口號出自關注重建、反士紳化的居民及團體口中。怎料,提出者居然是近幾年進駐深水埗的藝術文化界和小店。他們邊視深水埗為富有特色的舊區,卻邊想營造這地方成為美國紐約Brooklyn(布魯克林)一樣,這想法令人大惑不解。即使要比較,又怎會以士紳化的典型案例布魯克林為目標?

很多城市追捧比較,總想複製其他地方的發展經驗,尤其在文化旗艦建設方面,人冇我要有,人有我更要有,西九文化區屬一例。然而,不止常受指摘的政府有這種傾向,近日深水埗的變化雖然規模不同,但亦反映類似傾向。

藝文店foreforehead提倡「Brooklyn式的深水埗想像」,說置身今日的布魯克林能與街坊生活交疊,看街童打波和吃街坊小食,欣賞吸引的街頭塗鴉。本版兩周前回顧過布魯克林變遷歷史,故在此不贅。但要強調,變遷結果顯然與藝文界的想像大相逕庭。布魯克林的街頭小店因無法應付租金升幅而結業,將舖位讓給畫廊、咖啡店。士紳化亦影響人口結構的轉變,中產白人遷入,非裔和拉丁裔所佔的居民比例愈來愈低。

這驅使Kelly Anderson 在2012 年攝製士紳化紀錄片My Brooklyn 。她身為白人女性、學者、電影人在1980 年代末遷入該區,察覺到非裔和拉丁裔鄰居自2000 年代初逐漸消失,讓她思考多年前搬入布魯克林是否埋下了士紳化的種子。她認為自己是gentrifier的一員,正是士紳化進程中城市想吸引的對象,但同時也是面對逼遷的士紳化受害者。

「重建」背後是政治決定

藝文小店進駐能使舊區搖身一變是另一個流行的論述。這類舊區論述與香港政府標籤重建目標地區為城市衰落同出一轍,有舊不如新的觀念,以老舊來合理化嶄新的需要。地理學者 Loretta Lees 、Tom Slater 和Elvin Wyly 提出,各地政策文件傾向用上更新、活化、再生等詞彙來取代士紳化一詞。選用這些正面詞彙是有意的政治決定,避而不談城市過程的階級問題。Hyun Bang Shin更觀察到重建在亞洲是非常普遍的詞彙。政府及決策者藉此看似中立的詞彙把重建描述成自然過程,誤導大眾去忽略士紳化的政治過程。

士紳化指在城市空間伴隨逼遷而發生的階級改造。解釋士紳化的關鍵地理概念是地租。 Neil Smith的地租差距理論指出,當能產生經濟價值的城市活動推高一個地方的潛在地租,使其與已實現的地租中間的差額愈拉愈闊,便會吸引投資者到該處改造城市空間。

士紳化原本只關注內城區的重建及逼遷現象怎樣導致階級改造,不過數十年來學術討論不斷發展,士紳化早已不僅關注住宅重建,更涉及零售、旅遊、文化等方面的空間變遷。換言之,不一定要發生拆卸重建才算士紳化。

學術界一直爭論描述英國經驗的 gentrification 概念能否全球通用。香港學者例如鄧永成及呂大樂對此也有貢獻。鄧永成指出香港歷史地理形成的房地產及土地關係,使重建過程複雜而獨特,非士紳化一詞能解釋。呂大樂認為士紳和紳士的不同語義都與香港的生活經驗脫軌,強調要分析本地的複雜情况。 H.B. Shin 則指出,若本地社會認為這個學術詞彙不好用,那就不要用,不管哪個詞彙,最重要能讓一般人也可意識到城市空間的階級和逼遷問題。用士紳化是便利全球學者針對階級和逼遷議題的溝通,各地社會則不妨使用有效傳意的詞彙。

藝文界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郭恩慈在《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指出,我們往往不假思索地簡化士紳化的複雜性,猛烈控訴政府和發展商,忽略了N. Smith提出的重要問題:誰提高潛在地租令投資者有利可圖?

士紳化研究者討論藝文界時一直都小心翼翼。創意文化體現人類追求美學品味,而且藝術實踐豐富生命本質,其使用價值須受肯定。藝術家形象一般是反建制,過着不穩定的生活,隨時因加租等問題而到處流徙,故長期被視為士紳化的受害者。

但伴隨文化產業的發展及創意階級的形成,藝文界在城市有新定位。他們商品化文創產物,生產重大經濟價值。郭恩慈指出,文化產業和創意階級掌握「文化」的詮釋權,憑自己的想法強加某種文化價值到空間中,以實現期望的環境。他們的文化空間試圖美化城市,展覽各種故事和傳奇,使之成為供消費的商品。

文創經濟地理學者Andy Pratt認為,士紳化討論應區分藝文界的參與者:一邊是藝術家及經營者等致力把文化商品化的生產者;另一邊則是文化消費者,即創意階級及文青等。Seon Young Lee和Yoonai Han寫道,文化及藝術牽頭的士紳化過程中,文化生產者從一開始就扮演gentrifier的角色,之後更富裕的階級會取代他們。因此,藝文界同時是士紳化的推動者及受害者。

英國倫敦塔村區的Cereal Killer Café 在7 月初因不敵武肺疫情,經營6年後倒閉。塔村區貧困率頗高,這家小店當年因租金相宜而選擇這舖位。小店只賣穀物片,開價4.4 英鎊一碗,吸引了具消費力的顧客群。輿論狠批經營者為離地文青,而經營者則辯護指他們只是獨立小店,投放生活所有來經營,若居民不滿士紳化,應該去聲討大集團大公司而非他們的小店。該區居民認為這間外來小店是士紳化的指標之一,所以在2015 年的一場反士紳化抗議中把小店與地產舖一起當成對象。據報當時有位在該區住了17 年的藝術家參與抗議時反省道:「這是我們的錯,最初是像我一樣的藝術家來到這地區,然後建築師來了,發展商、文青亦隨之而來。」

面對類似批評,進駐深水埗的藝文界回應指:他們想與區內街坊融合兼建立良好關係。若是如此,更不能以布魯克林為榜樣。

不健康的地產市場和商品化

前述的My Brooklyn 提到,文化經濟發展時,藝術潮流崇尚格調,城市階級重構,低收入非裔、拉丁裔美國人被視為不入流,故遭歧視排擠,更莫說租金急升帶來的逼遷。慶幸這部紀錄片能直視最無權無助、最受影響的居民。

深水埗藝文小店反覆強調與街坊一起融入社區,甚至推出什麼符合口味和消費能力的「街坊咖啡」。可惜在這些討論中,街坊是面目模糊的。藝文界強調新商舖豐富了所謂的社區肌理,差點以為大南街的城市空間只有地舖,沒有唐樓及各種住屋和生活空間。住在板間房劏房天台屋的家庭、單身寡佬、新移民和少數族裔、昔日在布行晚上落閘後瑟縮街頭巷尾的無家者,他們的日常生活需要什麼?

士紳化雖原是描述及解釋鄰里的變遷,但學者亦說不要只聚焦在鄰里。L. Lees、H.B. Shin和Ernesto Lopez-Morales提出行星士紳化的概念,強調不均衡地理發展的多重且複雜過程。士紳化針對的鄰里改變,涉及城市政治、政策,以及關連到資本到處流竄的全球化過程。 H.B. Shin對韓國士紳化和逼遷的研究發現,在全球新自由主義背景及當地民主化脈絡中,士紳化間接地喚起平民百姓對城市權利的關注,抵抗逼遷,同時強化爭取自由權利的抗爭運動。更進一步的思考是,有思想的藝術實踐怎樣與抗爭運動結合,展現其充滿美學品味的政治能量本質。

近日盛傳有投資者向深水埗小店東主出手,想在冒起的文化經濟分杯羹,藝文界表明已秒速謝絕。不過,若投資者見投資業務不成,直接向業主埋手,直接榨取地租差距呢?士紳化研究者建議,如不欲投資者有機可乘,導致文化及藝術牽頭的士紳化,應反省商品化問題。學者也建議引入common概念,想辦法令藝文界脫離金融化的房地產市場,能夠自由創作,和脫離不健康的商品化;類似做法在某些城市稍有雛形,但在香港的地產體制及政治現實能否實現則有待探索。當然,要按香港的現實來想像出路,而非胡亂挪用複製其他地方的經驗。

深水埗就是深水埗,應該成為的,不是昔日的塘尾,也不是布魯克林,而是深水埗。若市建局的推土機真的要開到大南街,我們在當前體制內可謂無能為力。但最起碼不應推波助瀾,視深水埗為舊區或以布魯克林為目標,否則都增強了重建的合理性。我們需要關注鄰里變化(尤其最弱勢的日常生活空間)、城市政治、全球格局,確立我城的定位,堅持拒絕蹂躪。深水埗就是深水埗,香港也就是香港。深水埗的事情,亦是整個城市的事情。

Share this:

Tags:
Back to top css.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