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稿於2014年7月17日下午2時39分
政府在今早七時突然發出新聞稿，指出為了「加強政府總部大樓抵禦潛在保安威脅的整體能力」，決定於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建起圍欄。東翼前地亦是被公眾稱為「公民廣場」的空間。本來「門常開」的政府總部，現在忽然變成「閘常關」。建造保安欄柵的做法，在舊政府總部早已出現。回歸後，政府以保安為由，在當時作為政府總部的中區政府合署外築起高鐵欄，並派保安員駐守。加建圍欄及閘門等這些在「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上的改變，反映着空間背後的政治權力與人民自由的關係。
在分析空間權力的關係之前，讓我們先從歷史脈絡的社會事件中，釐清公民廣場的「表徵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
我們先從「空間」的意義入手。空間就是人與其身處環境的互動關係，將人與人及人與地方之間的社會關係組合起來。在列斐伏爾（Lefebvre）的三元性空間觀中，錯綜複雜的社會過程及生活實踐中，會生產出不同意義的空間：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s）是指人怎樣使用空間；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就是對空間的規劃，也就是我們所見到的空間；至於表徵空間，就是生活出來的空間，亦因此它是市民大眾的空間。在表徵空間中，人對空間的想像力試圖改變它。這個對空間的想像是由人與社會、政治及經濟交織而成。東翼前地的空間表徵是迴旋處，然而市民在這裏的空間實踐（示威集會）改變了它的表徵空間，甚至將它命名為公民廣場。
若我們溯本求源，其實大眾對公民廣場的想像一直都存在，只是我們一直未有將之實現。在公民廣場上集會向政府表達不滿的做法，可謂承襲於一直以來在舊政府總部外的做法。新政總未啟用之前，遊行市民步上政府山，走到中區政府合署外集會及遞交請願信。他們在空間上的活動，正正為廣場空間賦予了意義，將之轉化成發生社會運動的地方。回歸後，政府為了應付與日俱增的遊行示威，就在政總外的廣場建起鐵欄。這空間表徵的目的，無疑是嘗試壓抑市民對空間的想像。當政總搬遷至添馬艦現址後，這一直都存在的公民廣場之想像亦跟隨而至，而社會形勢的急劇轉變，也造就了公民廣場作為表徵空間的實現。
形形式式的社會運動，不論左中右派，都選擇在公民廣場的空間中進行。首先要數的，當然是在2012年國民教育科爭議中，反國教大聯盟自8月30日起開始「佔領」東翼前地，十萬人聚集在此地，要求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集會至9月9日凌晨隨着政府宣布取消在三年內開展該科而結束；公民廣場的稱呼亦由此時而起。同年10月，學民思潮發起重返公民廣場的集會，而同場亦有一群支持國民教育的人。警方拋出「楚河漢界」的方案，將兩批集會市民同置於公民廣場的空間上。其後，在公民廣場上集會幾乎成為對政府表達訴求的重要方法。2013年10月，十二萬人包圍政總，在公民廣場上齊齊「上街睇電視」，要求政府交代不發牌予香港電視的理據。2014年2月，新聞從業員及市民遊行至政府總部，這邊廂六千人在特首辦外集會，捍衛新聞自由，那邊廂李偲嫣在公民廣場（或者對她來說，這只是東翼前地）發起近百人參與的集會，關注傳媒操守。2014年6月，李偲嫣在這裏展開無限期絕食，反對暴力和反對佔中，為期不足六天。新政總由2011年啟用至今僅短短不足四年時間，已有多次大型社會運動在這公民廣場上進行。
列斐伏爾（1979年）指出「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麼『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公民廣場在其空間生產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提供園地，讓市民大眾參與改變社會的過程。這參與的過程不只於集會、示威及抗爭，還有讓市民大眾參與討論社會議題。這過程中，市民不再單是參與者，每人都是一個倡議者，每人都是一個革命家，每人都有機會在講台上發表自己的看法及觀點。每個參與其中的人，都是運動的決策者，也是空間的塑造者。
運動者的空間實踐，是將這大約一千平方米的東翼前地空間轉化成為全香港的社會事件集中地。位處中區，在作為政治權力核心的政府總部外，這片公民廣場是社會過程的產物，將空間與社會事件連成一體。這個社會過程，在目前的社會場景（context）中，成功將公民廣場塑造成一個社會思辯空間。這裏會有新界東北的討論，也會有對電視娛樂的討論，有對新聞自由的討論，亦有對下一代教育的討論。所有社會事件的過程，都匯聚在這大約一千平方米的公民廣場。這小小廣場的關聯空間是超乎想像的大！
興建圍欄，代表的是這空間要與外面隔離，全面收窄其關聯空間。諷刺的是，新政總的建築理念卻是「門常開」，當時政府表示設計意念在於提醒政府要「時刻秉持開明、開放的態度，積極進取，廣納民意」。若政府時刻秉持這態度，理應歡迎市民大眾前至公民廣場的空間中，向政府表達意見。顯然，政府的行事理念與政總的設計意念截然不同。今日政府在這裏建起圍欄，將人民發聲的空間，用重重鐵欄和大閘封閉起來。門常開，驟然變成閘常關。人民再也不可以自由運用這公民廣場的空間，即使這空間是公帑所建造的。
政府在公民廣場上施加這個空間表徵，不單是為了保安緣故，更是為了重整管治威信。新界東北撥款被強行通過、白皮書肆意解讀一國兩制、政改諮詢無商無量，香港政府在市民眼中的認受性已經瀕臨崩潰。對現狀不滿的市民將會對政府用盡一切方法去爭取改變，這些抗爭肯定會進一步削弱政府的管治權威。政府也許預見到將會出現排山倒海的社會抗爭，就透過建起圍欄，以其管治權力封閉公民廣場，杜絕這空間出現社會運動的機會。當政權鏟除人民發聲的空間之後，人民的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就會進一步被剝奪。政府解除政治張力之後，藉此鞏固及加大管治權威。
政府的做法可說是逃避現實。面對着複雜的社會形勢、漸趨緊張的政治關係、無休止的社會抗爭，政府沒有膽量面對示威者，甚至千方百計將示威者消失於自己眼前。將「門常開」變成「閘常關」，封閉公民廣場，只會加劇社會的空間矛盾，造成不可挽救的惡果。
